「這不只是經濟策略,這是自我傷害。」——這是羅伯特·賴希(Robert Reich)對美國關稅政策的評論。他是前美國勞工部長、現任柏克萊大學公共政策教授,也是對美國當前經濟與地緣政治轉型最具洞察力的學者之一。
當川普政府重新啟動高關稅政策,以期「讓製造業回流美國」時,背後真正引發的,可能是一場關於「美國是否仍能維持全球霸權」的辯論。這場政策風暴不僅動搖了全球貿易體系,更讓國際投資者對美元儲備貨幣地位與美國政治穩定性產生疑慮。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報告指出,企業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敏感度,在川普政府實施鋼鋁關稅與中美貿易戰時達到高峰。賴希在專訪中直言:「不確定性是投資的大敵,也是經濟成長的毒藥。」
高關稅雖然表面上針對外國商品,但最終轉嫁成本的,是消費者與國內企業。2022年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的一項研究顯示,約80%的關稅成本由美國企業與消費者承擔,造成物價上漲、利潤壓縮與市場信心流失。
一個常見的政治口號是:「讓美國工廠重新開工」雖然響亮,但實際上,美國製造業的就業下降主要源於自動化與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而非全球貿易。哈佛大學的研究指出,從 2000 年至 2020 年,美國製造業產值持續增長,但就業人數卻下降了超過 30%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大衛·奧特(David Autor)也強調,AI 的影響將比過去的「中國衝擊」更為深遠,特別是對於知識型與白領職位的影響 。
即使企業將生產遷回美國,也傾向於採用自動化設備與高科技生產線,這些職位需要高端技術訓練,而非傳統藍領工人。因此,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提升勞動力的技能,以適應這一轉變,而非僅僅依賴關稅政策來復興製造業就業。
賴希特別警告,高關稅與不穩定政策將加速國際資本撤離美國。他形容這是「對美元霸權的一次自殘」。目前全球超過59%的外匯儲備仍為美元(IMF, 2024),但隨著美國財政赤字惡化與政治不確定性升高,其他儲備貨幣(如歐元、人民幣)的吸引力正在提升。
布魯金斯的研究顯示,若美元失去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將面臨以下後果:
國債利率上升(外國不再大量購買美債)
貿易逆差惡化(美元貶值增加進口成本)
中產階級財富縮水(物價上漲與生活成本加重)
近年來,「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這一詞彙逐漸被更精確的概念取代,例如「地緣經濟重組」(geoeconomic reconfiguration)與「選擇性去全球化」(selective deglobalization)。這並非全球化的終結,而是全球供應鏈根據地緣政治、安全與戰略考量,進行重組與再平衡。前美國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希(Robert Reich)指出,當前政策誤將國際貿易視為製造業工作流失的元兇,卻忽視了真正造成勞工處境惡化的關鍵——資本全球化與科技壟斷的強大聯手。他直言:「關稅政策誤診了問題,把槍口對準了錯的對象。」
根據世界銀行在 2024 年發布的報告指出,雖然出於供應安全與戰略目的,許多國家正在推動「近岸外包」(nearshoring)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但過度依賴在地供應鏈也可能導致效率下降、成本增加與創新力削弱。報告強調,全球經濟早已深度交織成一個「互依共生的網絡」,盲目脫鉤將增加企業營運風險,並可能抑制生產力與技術擴散的潛力(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4)。此外,國際貨幣基金(IMF)2025 年初的分析也指出,貿易碎片化(trade fragmentation)恐造成全球 GDP 在長期內下降 1% 至 7%,對開發中國家的傷害尤為嚴重。
因此,真正有效的經濟戰略不應是全面封閉或孤立,而是在確保國家安全與供應韌性的同時,繼續參與並塑造一個更公平與包容的全球經濟架構。
相對於跨國企業可以外移生產,中小企業則常常「被困在政策風暴中心」。根據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調查,2023年約有47%的中小企業認為「不確定的政策」是其最主要風險來源。
從原物料進口稅、零件成本上升,到綠卡專業人才的流失,中小企業往往沒有資源應對這種多重衝擊。賴希建議,這些企業若有政治影響力,應直接向國會議員反映其真實困境,「讓他們聽到不是遊說團體的聲音」。
賴希強調,許多民眾誤解「赤字」為純粹負面現象。但實際上,貿易赤字反映的是國內儲蓄與投資間的缺口。若美國依賴進口來維持低物價,並發債吸引資本流入,短期內可能對消費者有利,但長期則造成外國對美國政策影響力的增加。
正如賴希所說:「其他國家持有我們的借據,他們不希望這些借據貶值過多,但他們也可以影響我們的政策走向。」
有一派聲音主張,關稅可能減少一次性產品進口,有助於環境保護。但賴希直言:「這是結果,而非目標。」若人們因為生活困難而減少消費,雖然會降低碳足跡,但代價是貧窮與不穩定。
這並非真正的永續發展之路。環保的前提應該是經濟公平與社會穩定,而不是壓迫性政策下的無奈選擇。
根據《Foreign Affairs》的分析,美國若要維持全球領導地位,需回到「穩定、開放、創新」三大支柱:
穩定的經濟政策:清晰的預算、可預期的貿易條件
開放的移民與人才政策:讓世界最優秀的人才願意來美國
科技與教育的長期投資:打造能操作未來自動化系統的新型工人階級
關稅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系統性風險的象徵。它揭露了美國政治如何從全球合作退縮回孤立主義,也反映了選民如何在焦慮與錯誤訊息中做出短視選擇。正如羅伯特·賴希所說:「這不只是經濟問題,這是關於我們想成為怎樣國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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