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外國人而言,美國一直是高薪、自由與機會的象徵。許多人以為,只要在美國找到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就能輕鬆進入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然而,當真正走進美國家庭的客廳、廚房與托兒所後,外人的想像開始產生裂縫——尤其是當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家庭必須仰賴兩份薪水,卻仍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
有一位在紐約工作的工程師曾對我說:「在我們公司裡,十分之六的同事年薪都過十萬,但沒有一個人覺得自己可以靠一份收入養家。」這句話震撼了我們。對許多國家而言,十萬美元年薪已相當於中上階級,卻在美國變成「勉強剛好」甚至「不太夠」。
美國民調指出,超過 60% 的高收入者認為靠單一收入難以維持家庭生活,而另一方面,約 26% 的美國家庭透露,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已吃掉收入的 90% 以上。這些數字讓筆者更加困惑:美國不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嗎?為什麼連中產階級都感到如此吃力?筆者透過 AIMochi 筆記工具統整資料,來看報導怎麼說!
如果把鏡頭拉回 1950 到 1970 年代,美國曾經擁有一段「一份薪水就能養家」的黃金時期。那時候,一位工廠員工或藍領工人,只要在大型製造企業穩定工作,就能負擔房貸、托育、教育與醫療,甚至存下退休金。
然而,當筆者重新閱讀近四十年的勞動數據時,我們會發現一個清晰的趨勢線:丈夫為唯一經濟支柱的家庭比例,自 1980 年代起一路下滑。
到了 2024 年,已婚家庭中有將近一半是雙薪家庭;而在有孩家庭中,這個比例更攀升至三分之二。
換言之,現代美國的家庭結構早已截然不同:
雙薪不再被視為「更好的生活」
雙薪成為「基本生活能勉強維持的標準配備」
在許多情況中,雙薪甚至只是家庭避免財務崩潰的一種「預防機制」
外國人會發現,這個變化不是突然的,而是四十年逐步累積的結果。問題在於:為什麼這樣的結構轉變似乎沒有被真正看見?
外國人常常第一反應就是:「因為美國物價貴吧?」但事實遠比這句話複雜。
在觀察美國社會後,我們發現促使雙薪化的核心力量主要來自三個深層結構問題:
研究指出,自 1970 年代後期起,美國的生產力持續攀升,但工人的實質薪資卻不再跟著上升。這代表:
公司變得更有效率
經濟擴張
但收益越來越集中在資本與少數高技能階層
一般工人並沒有因工作更努力或更有效率而得到對等回報。
對外國人而言,這等於看到一個矛盾——美國經濟規模不斷創新高,但許多家庭卻反而越來越難生活。
筆者在研究美國勞動市場後,注意到一點:穩定全職工作不再是主流。
從 1980 年代開始,美國企業逐漸將工作外包給人力派遣公司。過去季節性的臨時工,演變為跨行業的結構性制度:
大型企業外包整個部門
工人被歸類為承包商而非正式員工
因為被視為「非正式員工」,工人無法獲得醫療保險、退休金、失業補助等傳統保障
這些工作看似彈性,其實高度不穩定
今天,美國仍有超過 2600 萬人以各種臨時或承包方式工作,這對家庭而言意味著:
收入不穩
福利缺乏
家庭需要更多人工作來分散風險
外國人常誤解零工經濟只是 Uber、DoorDash 的故事;事實上,它早在科技平台興起前幾十年就已深植美國勞動架構。
在多數國家,社會安全網能減緩家庭因收入不穩而產生的衝擊。例如:
育嬰津貼
公共托育
長照補助
全民醫療
低廉的教育費
但我們很快發現:美國的社會政策與現代勞動結構脫節。
許多保障制度的資格,依然繫於「正式全職員工」的身份。但現代大量工人已不再屬於這個類別。因此:
非典型工人失去保障
工薪階層家庭承受巨大壓力
如果一方失去收入,家庭風險瞬間倍增
這使得雙薪家庭不是選項,而是一種不得不的安全策略。
外人真正走進美國生活後,才會驚訝於某些領域的花費遠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以下三項可說是家庭支出的「三座大山」:
許多外國人常會以為「托兒所應該很貴,但不至於貴到離譜」。
然而,美國的托育費用往往超過一名大學生一年學費。
有些家庭甚至面臨:
雙薪=收入用來付托育
單薪=沒人能養家
這是一個無解的悖論,迫使更多父母不得不投入職場。
美國全國長期供給不足,估計缺口高達 數百萬套。租金年年上漲,而房價更是遠超家庭收入的成長速度。
對外國人而言,最不可思議的是:
即使收入很高,美國許多年輕家庭依然難以買房。
外國人最難理解的一句話是:「在美國生病,比在美國沒錢還可怕。」
即便有保險,許多人仍要面對巨額自付額。
因此,雙薪不只支持日常生活,更是一種「避免醫療破產」的保險。
從臨時工、派遣、自由職業到平台經濟等各種形式,非典型就業在美國勞動市場中的角色近年來持續擴張。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2023 年的專項補充調查,約有 6.9 百萬名工人(約佔所有受僱者的 4.3%) 的主要工作屬於「非典型就業」(contingent work),這類工作通常是暫時的、預期期限有限或缺乏長期保障的職位。除此之外,7.4% 的工人是以獨立承包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身份工作、1.7% 是臨時待命工(on-call),0.6% 是透過臨時幫助社代理的工人,還有 0.5% 透過契約公司(contract firms)受雇。這組數據清楚顯示,非典型與替代性就業安排在總體就業結構中佔有顯著比重。
非典型工作不只是「短期或兼差工作」。它背後反映的是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轉變: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與提升彈性,逐步減少全職正式員工的比率,轉而依靠臨時聘用、承包或平台模式來滿足勞動需求。這些非傳統勞動形式對雇主而言可能提高了運營靈活性,但對勞動者而言卻可能意味著收入不穩、缺乏基本福利與勞動保障,並加劇家庭經濟風險。
這種趨勢並非短期現象,而是多年累積而成。平台經濟與零工(gig)工作隨著科技與數位平台的興起而迅速擴大,像是 Uber、DoorDash、Lyft 與 Airbnb 等大型平台不僅在零工市場上創造巨額交易與現金流,也間接推動非標準勞動的成長勢頭。2012 至 2023 年期間,美國無僱員企業(即沒有員工、獨立承包或平台操作形式的企業)年均增長率達約 2.7%,明顯高於傳統有僱員企業 1.1% 的增速,顯示非僱主型工作形式在勞動結構中的比重正在增長。
然而,這種「彈性」型態伴隨的風險也非常明顯。非典型工人往往無法享有傳統全職員工才有的福利,例如:
醫療保險或雇主補助的健康福利
帶薪休假與病假
失業保險與職場安全保障
退休制度或企業年金計劃
這些福利的缺乏,加上收入的不穩定性,使得家庭在面對支出波動、疾病或失業風險時更脆弱。為了彌補收入不足或缺乏保障,家庭往往不得不讓更多成員加入勞動市場,進一步推升雙薪家庭的比例。
從人口結構來看,非典型就業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年齡較低的工人(例如 16 至 24 歲)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可能性,是年長工人的四倍;而不同族裔群體中,西語裔或亞洲裔工人從事這類工作的比率也高於白人或非裔工人。這些族群差異反映出非典型就業在美國社會中並非平均分佈,而更容易在特定族群或階層中形成結構性不穩定。
此外,非典型工作本身也分為很不一樣的類型。有些是臨時性非常短、工作期限非常有限,例如在臨時性人力派遣公司工作的「短期臨時工」。有些是按需工作(on-call 或零工平台任務式工作),工人必須隨時待命,由雇主或平台按需分派任務;還有一些則是以合同形式被雇用,但合同期限不一定穩定或長久。不同類型都共同降低了勞動者對長期保障與穩定收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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