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工作不再流動、退休卻越來越遠：AI筆記美國勞動市場正在發生什麼事
8 月，美國企業僅新增 2.2 萬個工作機會。在過去十多年裡，這樣的數字幾乎只會出現在經濟衰退的前緣。
在疫情後復甦期間，「每月新增 20 萬個工作」曾一度被視為常態，但這樣的節奏正在快速消失。歷史經驗顯示，當就業成長長期逼近零軸，勞動市場往往不會劇烈崩潰，而是進入一種緩慢、黏滯、但壓力不斷累積的狀態。
如果你回顧 2010 年代後期至疫情前的美國勞動市場，就會發現一個鮮明的對比：
📌 正常經濟周期中，美國每月新增就業通常在 15–25 萬以上，有時甚至接近 30 萬。
📌 而在 2025 年 8 月，新增工作機會竟然只有 22,000 個——這幾乎是過去 10 年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這種落差讓人不由自主回想起歷史上的經濟轉折點——真正的衰退前夕往往也是「緩慢凋零」而不是瞬間崩塌。
這正是當前美國勞動市場最顯著的特徵。筆者透過 AIMochi 筆記工具，整理多方公開資訊和最新報導內容，來看看美國勞動市場怎麼了!
圖片來源: MacroMicro
零增長不是「穩定」，而是結構性的警訊
經濟學中有一句話形容這種現象：「停滯而非崩跌」，也就是就業市場看起來沒有劇烈下滑，但成長動能卻持續消退。這類型的疲弱往往比傳統衰退更危險，因為它不容易立即在指標上顯現，但會悄悄侵蝕整體經濟。
🔹 歷史數據顯示，當新增就業長期逼近零軸時，企業招聘意願下降、離職率降低，勞動流動性黏滯，經濟增長的韌性也隨之退化。
🔹 這種現象通常先出現在勞動力市場最敏感的部門，如製造業、科技業或餐飲服務業，然後才波及全體經濟。（類似模式曾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前的幾個季度觀察到。）
🔹 在 2025 年 8 月就業報告中，不只新增工作數字疲弱，還出現 6 月份就業人數被向下修正甚至顯示負增長，強化了「勞動市場真的疲弱」的判斷。
工作沒有消失，而是「停止流動」
表面上看，美國的失業率並未失控，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人們不再離職，企業也不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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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率降至約 2%，接近十多年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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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速度為 2013 年以來最慢（疫情期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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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帶來的薪資溢價明顯縮水
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勞動市場僵化（Labor Market Rigidity）。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風險控管；但對勞工而言，卻是選擇權的消失。許多美國人並不是滿意現職，而是「不敢離開」。
為什麼年輕世代首當其衝？
數據顯示，壓力最先集中在 Z 世代與職涯初期的勞工。
過去，即便景氣放緩，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仍普遍低於整體平均；但自 2022 年起，這一規律開始逆轉。科技、金融、專業服務等高薪產業同步降溫，而這些產業正是大量吸納年輕勞動力的部門。
同時，人工智慧的導入產生了一個結構性變化：最先被取代的，往往是入門級工作。
這些工作原本是通往更高技能職位的「跳板」，一旦消失，整個職涯階梯便會斷裂。
低流動性的代價：穩定，真的比較安全嗎？
當越來越多人「死守工作」，短期看似穩定，長期卻可能帶來更深層的風險。
調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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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五成員工表示對工作缺乏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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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員工感到職涯方向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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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流動下降，創新與生產力同步放緩
研究估計，員工敬業度低落每年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 近 10 兆美元的損失。這並非個人問題，而是整個勞動市場「停滯化」的整體結果。
另一條正在崩解的支柱：退休制度
當工作變得難找，人們理應期待退休能成為出口；但現實卻恰恰相反。
美國的退休保障，長期建立在被稱為「三腳凳」的體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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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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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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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儲蓄
然而，這三根支柱正在同時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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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提供的傳統退休金幾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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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k) 將風險完全轉嫁給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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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家庭的儲蓄不足以承擔長壽與突發支出
結果是，工作時間被迫延長，卻未必出於選擇。
為什麼年輕人可能比父母工作更久？
表面原因有三個，實際上彼此交織：
第一，壽命延長，但制度未更新
OECD 國家平均壽命已接近 80 歲，退休年齡卻跟不上現實變化。
第二，社會安全資金壓力加劇
現收現付制使高度依賴人口結構，而每位退休者對應的在職人口持續下降。
第三，財富結構高度不均
嬰兒潮世代的大量退休資產來自房產淨值，這條路對年輕世代越來越難複製。
延後退休，真的可行嗎？
理論上，延長工作年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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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退休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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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退休後需要支撐的時間
但現實世界存在兩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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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歧視仍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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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錯配正在加劇
許多勞工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市場不再需要他們熟悉的技能」。
聯準會能解決這一切嗎？
貨幣政策能影響信心，但無法逆轉結構性趨勢。
即便降息，企業是否招聘，仍取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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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與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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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替代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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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需求是否存在
換言之，這已不只是景氣循環問題，而是制度更新落後於現實變化。
當「工作更久」不再是選項，而是被迫的結果
這是一個關於結構、制度與風險分配的故事。
許多年輕人其實比前幾代更早開始儲蓄，也更清楚未來的不確定性；他們並非不努力，而是必須在一個更不寬容的制度環境中做出選擇。
真正的問題不是「人們是否該工作到更老」，而是——當人們想工作時，市場是否仍願意給他們一個位置？
當就業不再流動、退休不再可靠，勞動市場的焦慮，最終會成為整個社會的風險。
而這場變化，才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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