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段短短幾十秒的車廂畫面在社群平台瘋傳:一名白髮婦人堅持要坐深藍色的「優先席」,用手提袋推擠、拍打坐在位子的年輕乘客;對方受不了了,起身反擊,一腳踹飛婦人。
影片引爆輿論分裂——有網友稱「除暴安良,願意抖內+1」,還有網友指出「就是因為這樣類似的事情太多了,自己只要看到博愛座都不坐」,也有聲音把責任拉回法律與制度:是不是「博愛座」的改名與定義出了問題?筆者看到「優先席」也時常疑惑到底誰可以坐下? 因此本文透過 AIMochi 筆記工具,整理多方公開數據與報導,來一步步了解整起事件的脈絡!
「博愛座」一路走來承載的是一種社會期待:看到長者、孕婦或行動不便者,自然讓座,展現互助精神。然而,實際情況中這個詞語帶有道德訴求與評斷意味:誰沒讓座,誰就被指責;誰要坐博愛座,往往先被框定為「需要」。
近年政府朝向更中性、包容的用語與定義調整:立法院通過修正,將中文名稱改為「優先席(Priority seats)」,並把適用對象由「老弱婦孺」擴大為「身心障礙者或其他有實際需要者」,強調以「需求」為核心而非以年齡或性別標籤。這項修法旨在與國際接軌、同時擴大保護面向。
名字改了,標示也會更新,但問題不是只有語詞:法規規定了設置比例(例如保留座位比例不得低於一定值),並指出「優先席給有需要者」,然而公共運輸現場的判斷仍高度仰賴人與人的互動、視覺判斷與文化期待。
換言之,法律提供的是框架與原則,但現實中乘客面臨三種挑戰:第一,誰界定「有需要」?第二,當需求不是外顯(如心臟病、孕吐、極度疲勞)時,乘客如何判斷?第三,當乘客選擇不讓座時,其他人的情緒與道德壓力有時會演變成對立甚至肢體衝突。這說明改名是積極的一步,但單靠改名並不能自動消除誤解與衝突。
此外,將最新的北捷衝突事件放在制度脈絡中看,我們能讀到三個重要訊息:其一,當「誰該讓座」變成爭論時,往往牽涉個人尊嚴與社會期待的衝突;其二,當情緒高漲、空間封閉、監視畫面易被放大時,衝突被迅速社會化,成為世代對立或政策檢討的導火線;其三,個案中的行為(如用物品攻擊、以肢體回擊)顯示公共空間安全與乘客教育仍需加強。警方介入與媒體報導雖會暫時平息事件,但若缺乏系統性改善,類似事件仍可能重演。
觀察英、日、韓等國的做法,可以發現幾個共通方向:一是用語偏中性(priority seat / priority seating),避免道德羞辱;二是採用符合長輩人體工學的座椅與車廂細部設計——日本多數都市鐵道除了標示優先席外,會在座椅形狀、靠背與腰部支撐、扶手/手把高度與位置、座位距離車門的配置等做出專門設計(例如札幌市營地下鐵的「專用席」制度與各種以人因工程改善的座椅/扶手方案),以減少長者上、下車與乘坐時的不便,讓「能坐」比「看起來該坐」更可行;三是持續的公眾教育與宣導,告訴民眾「這些座位是給有需要的人,不是特定年齡的專屬」。
此外,有些城市把設計與技術結合,例如在車廂提示音、車站廣播或APP提醒,提升乘客的即時判斷力與互動理解。這些做法顯示:名稱、設計、教育三者缺一不可。
心理學告訴我們,公共空間的互動含有權利與義務的博弈:當一個社會強調「敬老尊賢」時,長者可能內化一種「應被照顧」的角色期待;同時,年輕世代在生活壓力下,可能對被要求「無償犧牲」產生反感。
再者,當需求不可見時(例如慢性疼痛、暫時性疾病),第一印象容易導致誤判。例如:筆者自己前一陣子腳踝受傷、韌帶撕裂,但還能出門的時候,通常還是會選擇搭乘大眾運輸,這時候,若有好心人看到筆者戴著護具,還是願意讓座的。
不過,若是沒配戴護具時,即使腳依然在痛,筆者自己也不太好意思去坐,害怕引起爭議。此外,社會學家也提醒:制度應避免把公共資源的使用變成世代對立的象徵。換句話說,讓座的爭議同時反映出尊嚴、資源分配與代際理解的缺口。
政策面(法制與標準化):將「優先席」的定義寫成可操作的指引(例如列舉典型情境與非外顯需求範例),並要求運輸單位在宣導上同步更新。政府修法雖已朝向包容,但還需明確操作指引以減少解釋空間。
交通單位(設計與資訊):統一優先席的圖示與色彩,增設「優先席使用指南」短片、車站LED、與行車廣播,並在高峰時段由車站人員巡查與協助,避免小衝突升級。捷運官方對外說明優先席原則,就是落實管理的起點。
乘客層面(同理與自我保護):教育不是只教「要讓座」,而是教會如何判斷、如何用語與如何處理衝突(例如:避免身體接觸、尋求車廂人員或警方協助)。在面對激烈情緒時,錄影並非最佳首選,優先求安全。
教育與文化長期建設:把「同理心訓練」納入學校與職場教育,透過情境劇、角色扮演、公共廣告,讓下一代在日常生活中練習辨識與尊重「不可見的需求」。
那段車廂影片提醒我們:制度與同理心必須雙軌並進。把「博愛座」改名為「優先席」是一個有意義的法律與符號更新,但真正的成效來自於:法制的可操作性、交通系統的友善設計、以及公民之間不斷練習的同理與尊重。
否則,不論座位叫什麼名字,下一次爭執還是會被鏡頭捕捉,成為社會情緒的放大器。若我們希望優先席不再成為「搏鬥座」,就必須把關注點從「誰對誰錯」移向「怎麼讓每個需要被照顧的人,都能在公共運輸裡被看見並獲得保護」——這才是解方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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