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筆記撥開關稅迷霧：美國工薪階層的沉重代價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貿易政策成為各國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工具。然而，關稅作為其中的一種手段，其效果和影響一直存在爭議。近期，Citadel 創辦人 Ken Griffin 在公開場合指出，川普政府實施的關稅政策實質上是一種「痛苦的累退稅」，對美國工薪階層造成最嚴重的打擊。這一觀點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討論。筆者透過 AIMochi 筆記工具，整理多方資訊，快速精準的找出關鍵重點，了解經濟的現況。
關稅作為累退稅的本質
關稅通常被視為對進口商品徵收的稅收，其初衷是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外國競爭。然而，這類稅收實際上在分配上具有「累退性（regressive）」的特質，亦即對低收入者造成的負擔比例遠高於高收入者。
所謂累退稅，指的是稅收占收入的比例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遞減的稅制。也就是說，當一項稅收（例如銷售稅或關稅）不考慮納稅人的收入能力時，低收入者將在其可支配收入中支付更大比例的稅費。相對地，高收入者雖支付較多的絕對金額，但該金額在其總收入中所佔比例卻較小。
在關稅制度中，由於進口商品（如衣服、食物、電子產品等）是日常必需品，所有人都須消費，低收入家庭無法以購買較貴但未被課稅的國產替代品來規避這些稅負，結果就是 低收入者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的物價上升壓力更大。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與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的觀察，當政府透過關稅將進口商品價格推高時，這種成本會轉嫁給消費者，且最終形成一種「隱形稅」。這種稅負不像所得稅那樣依據收入設定級距，而是一視同仁地向所有消費者收取——這就是 Ken Griffin 批評的「痛苦的累退稅」。
再以美國消費者支出結構為例，根據美國農業經濟研究服務處（ERS）的數據，低收入家庭在食品、交通與家庭用品的支出占比約為收入的60%至70%，高於高收入家庭的40%以下。當關稅推高這些產品的售價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將大幅縮水，經濟壓力進一步惡化。
此外，累退稅還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當收入不平等已經存在的情況下，進一步透過累退性質的間接稅收（如關稅）來籌措政府資源，會讓財富集中問題更加嚴重，進而削弱社會的總體福祉與經濟增長潛力。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23年的報告，過度依賴累退性稅制的國家，其貧富差距在十年內通常會明顯拉大。
因此，雖然關稅可作為短期內刺激國內產業與貿易談判的工具，但若未設計妥善，最終卻可能演變成對工薪階層的經濟懲罰，這也正是 Ken Griffin 所強調的「痛苦」所在。
關稅與經濟不平等的擴大效應
如前所述，關稅作為累退稅，不僅在稅制結構上對低收入者不利，也在更宏觀的層面上擴大了經濟不平等。
根據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發布的分析報告，2018年起推動的美中貿易戰與鋼鋁關稅措施，造成美國藍領工人實質工資下降，特別是在製造業與運輸物流產業。在關稅成本轉嫁到商品價格後，企業為維持獲利，通常採取凍薪、減產或裁員的策略，導致低技能勞工受到雙重夾擊。
進一步來看，根據《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1年的一項實證研究，川普政府推動的關稅政策使得美國最貧困的家庭其生活成本平均上升了1.4%，而最富有的10%家庭幾乎未受影響。該研究亦指出，在缺乏有效補貼措施的情況下，貿易壁壘往往加劇了收入與財富分配的不均。
供應鏈重組與「去全球化」風險
支持關稅政策的聲音認為，提高進口商品成本將促使企業將製造業務遷回本土，刺激國內就業，降低對外依賴。然而，這一「回流製造」策略在現實執行中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美國本土的勞動成本遠高於亞洲與拉丁美洲多數國家，導致企業遷回後的生產成本顯著上升。其次，部分產業（例如電子、汽車零件、半導體）具有全球高度分工的生產鏈結構，難以完全回流。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 & Company）2022年報告，僅有11%的美國企業在過去5年中實現了生產基地明顯回流，美國製造業總就業反而下降了0.3%。
再者，關稅措施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企業決策成本。若政府貿易政策朝令夕改，將導致企業延遲投資與轉型計畫，使得經濟成長放緩。這也與 Ken Griffin 所警告的「深思熟慮的協議比倉促的協議更重要」相呼應。
中美貿易關係的角力與未來走向
關稅政策亦是中美博弈的重要棋子。自2018年以來，兩國的貿易衝突持續升溫，雙方互相加徵關稅，涵蓋超過數千億美元的商品，影響深遠。
儘管拜登政府上任後表面緩和，但核心政策並未大幅調整，許多關稅仍然保留。根據《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分析，美中貿易戰的實質目的，除了經濟利益外，更關乎產業主導權與技術競爭的戰略佈局。
然而，貿易壁壘與關稅戰也加劇全球供應鏈斷裂與價格波動，使各國消費者與企業蒙受損失。這反映出，在全球經濟高度依存的當下，過度依賴單邊關稅政策，往往弊大於利。
公眾輿論與美國政策反思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4年進行的調查，超過62%的美國人認為關稅使得商品價格上漲，僅有27%的受訪者相信其能有效保護本國工作機會。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對關稅所造成的生活壓力感受最為強烈。
Ken Griffin 的觀點之所以引起迴響，正是因為他道出了民間長期積累的不滿與焦慮。當政府的經濟政策未能兼顧效率與公平，便會為民粹主義與政治極端化提供溫床。
從「痛苦的累退稅」到公平的貿易政策
關稅政策的設計與實施，並非僅是技術性的財政手段，更是影響社會公平、經濟結構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工具。Ken Griffin 將其比喻為「痛苦的累退稅」，提醒我們關注政策背後的分配效應，而非僅以總體成長數據為評估標準。
未來，美國乃至全球的貿易政策應朝向更加「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方向發展，即在促進國家經濟利益的同時，兼顧基層民眾的生計與福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構一個具韌性、公平與永續發展的貿易秩序。
想要快速跟上世界經濟的脈動，透過 AIMochi 筆記工具，快速幫我們從海量資料中，梳理出關鍵資訊，讓我們精準掌握重要訊息!